陈永贵: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人经济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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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称得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人经济学”大师。

昔阳县的大寨位于虎头山的一个坡面上,村中间是一条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全村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话,每户约合10多亩。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大寨展览馆提供的数字,当时全村约800亩土地,有60%,也就是大约480亩为1户地主和3户富农所占有;另有22%,即170多亩为12户中农所占有;而其余48户贫农、下中农一共才占有不到150亩耕地。太行山区的耕地十分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亩地1年能收获70公斤粮食就算不错了。广大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大寨人说他们过去有三穷、五多。三穷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是: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后来使大寨闻名天下的陈永贵,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被卖掉,而他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就是上吊寻死的。由于人穷,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简陋。人们多在山沟的两边土坡上挖土窑居住。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1945年8月,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大寨的贫苦农民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中,大寨35户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400多亩、房屋41间、窑洞32眼,还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工具。为了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防止农村出现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还在1946年,共产党员贾进财就在大寨组织起了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由15户农民组成,当时叫"变工组"。即在农闲时,各家干自己的活,到了农忙时节,便采用换工互助的 方式,今天帮这家干活,明天帮另外一家,群众称这种办法是"工换工,不敢啃"。这个互助组后来被人称为是"临时互助组"。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大寨,互助合作显然比一家一户的单干有优势,再加上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互助合作发展很快。1947年,贾进财的"临时互助组"已经发展到了20户农家,另外,还出现了由陈永贵组织起来的由11户人家组织的第二个互助组。

陈永贵的第二个互助组开始体现出他素朴的“穷人经济学”思想。

陈永贵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已经成为贾进财下一步准备发展入党的对象。本来,贾进财这个互助组也是想争取让陈永贵参加的,因为陈永贵是大寨村数一数二的庄稼汉,凡是地里的活,哪一样他都拿得起,放得下。起初陈永贵也答应参加这个由村支书牵头组织的互助组。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陈永贵决定另起炉灶,自己牵头组织另一个互助组。

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与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各村开始成立的互助组,组里各家各户的劳力、牲畜和其他生产条件大多比较接近。因为只有彼此相接近,各方面才都不会感到自己吃亏。但是在大寨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些缺乏"整劳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但组里有人不同意接收,因为如果让他们加入进来,别人就感到吃亏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贾进财此时似乎也爱莫能助,他总不能违反自愿互助的原则强行吸收他们入组吧。

那些老的老、小的小不被互助组接收的人们找到了陈永贵。陈永贵没有让他们失望。他说:“咱们都是贫下中农,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土地。他们不收你们,我们就再成立一个组。”对于陈永贵的表态,大家在高兴感激之余,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太让他吃亏了。而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着我干,就要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

他说了就干,一共联合了4个老汉和6个娃娃成立了大寨村的第二个互助组。

陈永贵出身贫寒,小时没有读过书。但从他创办互助组及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懂得人的心理,懂得辩证法。他知道在这个除他以外全部是老汉和娃娃组成的互助组里,一定会十分团结,一定会充满了干劲。人的力量来自体质,也来自精神与意志,来自团结奋斗。当听到有人讥讽他这个组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时,他一点都不在乎。他对组里的人们说:“不怕,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

陈永贵率领他的小组,与贾进财的大组暗暗展开了竞赛。全组在患难之中,团结奋进,人人争先,谁都怕落在后面,谁都不愿意拖累大家。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他早上还没起床,老老少少们就已经下田了。贾承联是这个组年龄最小的,那年才14岁。按照现在人们的看法,这正是一个读书上学的年龄。但在当时的大寨却没有那个条件。贾承联入互助组前,母子二人种着几亩土改分得的耕地,度日十分艰难。加入互助组后,他总怕自己干在别人后面,每天早早地就起来干活。他往地里送粪,跑六个来回天还未亮。锄草时,陈永贵在前面,他就紧紧地跟在后面学习。几十年后,当年的孩子已成老人,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仍激动不已:“我在‘老少组’是最小的一个,比梁便良还小几岁。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里就我和母亲,可是还耕种着土改分下的几亩地。当我刚进'老少组'的时候,一直为自己这么小,却种着那么多地而感到理亏。可是老陈却说,你跟着我干就行了,且不说几亩,就是20亩也保证你荒不了。从那时起,我就脚踏实地跟老陈干。他在前面锄地,我就紧紧地跟在后面。挑担子他担多少,我也担多少。我老怕老陈骂我不干,结果老陈不是骂我不干,而是骂我不听话。比如说,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事先就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一两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而且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多把身体搞坏。那时候有他掌舵,干起来比一个成年人也不差上下。”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75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一路跌跌撞撞,虽说辛苦,却也充满了欢乐。

后来陈永贵又想了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每个人每次少跑路,在接担时还可以互相说说话,将劳累的事情变个方式,加进欢娱的成分,便轻松了不少。

这两个互助组劳动竞赛的结果是双赢。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 的优势,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获得了上级的表彰,也都使自身获得了大发展。当然如果细分析起来,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们的粮食产量增加得多,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猛增到亩产100多公斤,个别地里还甚至达到了250多公斤。平均亩产也比贾进财的组多出了15公斤。特别是他济贫济困,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宗旨。而且,经此一搏,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个组里的许多人后来忠心耿耿地跟着陈永贵干,即使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杰出组织才能。他是组里惟一的壮劳力,可是在评分时,他才比一般劳力高一两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行了,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娃娃们,他也要给到8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1949年,大寨在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常年互助组。贾进财的互助组与陈永贵的互助组也合并在了一起,其规模比后来上级要求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大。在农业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大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0年11月,昔阳县人民政府授予大寨互助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八个大字。这是大寨所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后来,贾进财主动让贤,推荐陈永贵当支书,自己甘当配角。1952年,中共昔阳县委按照山西省委的意图,开始在白羊峪、赵壁等村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年底,已经成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有关试办初级社的办法。陈永贵等人本来就有走合作化的积极性,再加上领导提倡,又学习了先进经验,便越发热情高涨。回村后陈永贵逢人便讲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讲合作社的优势。随后,他就向县领导提出了办社申请。县委随即就批准了他的申请,于是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陈永贵任社长。

当时合作社尚属试验阶段,县里对此事比较慎重。上级有一项原则规定:每个合作社在初办的时候不得超过30户。但大寨的常年互助组已达49户的规模,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都要求加入农业社,在这个局面下,人们看出了陈永贵的能力。他搞了个变通办法,向上报的时候初级社为30户,对有些农户暂时不上名册,但实际上凡愿意参加合作社的随时都可以参加。用他的话说,这个办法是既考虑到上级的精神,又要照顾到具体情况。

大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了。合作社采用劳动日分配和土地股分红相结合的方法,规定:劳动日分配占55%,土地入股分红占40%,公积金、公益金占5%。因此这种合作社通常被称作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为了充分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在劳动管理上,大寨初级社由原来的“死分活评”改为“包工与评工相结合”。即对于责任明确的农活,确定出劳力、时间、报酬和完成任务的数量与质量,然后包给社员,到期后经过验收,给社员记工。对于那些一时看不透,不好包和不能包的农活进行评工记分。与此同时,在社里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按照陈永贵的提议,为了加强党支部对没有入社农户的领导,由贾进财负责他们的工作,这就意味着贾进财将要留在社外。陈永贵征求贾进财的意见。本来,贾进财也是打算入社的,但此时他信守了“让贤”时的诺言,对陈永贵说:“只要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我办就是了。”于是,社外的3个互助组、4个单干户的工作就由贾进财负责了。

由于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激发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大寨村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粮食产量全村平均达到亩产125公斤,其中农业社亩产131公斤。集体化的优势明显。到1955年,大寨除一户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户农家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寨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又一次走在前列。

在贾进财、陈永贵等人的带领下,大寨村民的生活有了较明显的改善。1951年,陈永贵到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次天津之行,让陈永贵眼界大开。他开始认真思考大寨的变革之路。他认为,大寨虽不能像平原地区那样使用农业机械,但只要把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土地修成梯田,能让庄稼多照太阳多透风,就能有好的收成。从那以后,大寨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土地进行加工,年复一年,大寨的面貌逐渐改观。

1953年2月,在中共昔阳县委的指导下,大寨成立了以陈永贵为首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底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归社,陈永贵认为这种办法不仅刨掉了产生“剥削”的根子,而且有利于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随后,在他的率领下,大寨人开始“大战狼窝掌”。经过两年治理,初见成效,大寨的粮食亩产在第二年达到了349斤,走在了昔阳县的前列。

陈永贵: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人经济学”大师

陈永贵在抓农业生产上很有一套。他不仅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始终保持庄稼人的本色,而且着重在“土”字上下功夫,依靠向地里多投工来换取粮食增产,修山改土的工程年年不断,使社员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上。同时,在“科学种田”的口号下,他们注意结合大寨实际,采取了“三深”(深耕、深刨、深种)、“四不专种”(麻、菜、谷、豆不专种)、“三不空”(地边不空、地墙不空、地角不空)等措施,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大寨一步一个新台阶。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文章指出: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劳动就是革命。他的所作所为,是“听毛主席的号令,占领阵地”。文章还对“农业阵地”逐一作了介绍。第一个阵地是“大柳树下”,这是大寨大队“阶级斗争短兵相接的阵地”,因为从土改至今,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或明或暗、或缓或激烈的斗争;第二个阵地是“虎头山上”,在这里,陈永贵带领大寨人修山改土,大战狼窝掌,创造了人间奇迹;第三个阵地是“堡垒内外”,陈永贵带领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文章强调,陈永贵心里只有劳动与革命,他以不断革命为己任,穷的时候革命,日子过好了也要革命。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突袭大寨。一连7天的大雨使大寨10年来修山改土的成果毁于一旦。据统计,700亩耕地被冲毁,446亩粮田当年无收。全村78户人家,户户遭灾,90%的房屋和97%的窑孔被冲毁。同时,1000多株果树,价值千元的农具也付之洪流。 

洪灾给大寨带来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但另一方面,洪灾也考验着大寨人,考验着陈永贵。当时,中央、省、地、县以及附近的生产队,派来了慰问团,并提出要给大寨一批救灾物资。但陈永贵等人却谢绝了“外援”,并提出一定要做到“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在当时这种困难面前,这种表态无疑需要巨大的魄力与勇气的。

果然,陈永贵及大寨人说到做到,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使用简单粗笨的劳动工具,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与辛勤劳作下,到秋后一算账,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21万余公斤,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户均1500公斤,劳动日分值1元,这说明巨大的洪灾基本上没有影响社员的生活,也证明大寨人的确创造了奇迹。

1964年1月,陈永贵来到北京,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情况。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随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群众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他不拿讲稿,毫不怯场,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他着重讲了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从“合作化”讲到“三战狼窝掌”,又讲到抗灾,讲到“三不要三不少”,其中突出强调了自己总结出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一是对国家有利;二是对集体有利;三是对个人有利;四是对阶级斗争有利;五是对干部有利;六是对后进赶先进有利;七是对保先进有利;八是对发展生产有利;九是对人民公社有利;十是对团结有利。

陈永贵: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人经济学”大师

以后毛主席的肯定,“农业学大寨”的开展就不说了。以上资料,主要摘自《虎头山下大寨村》(作者:宋连生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些事实说明,陈永贵是一个真正懂得“穷人经济学”的人。他不但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而且有高尚的品德和实干精神。所以说,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人经济学”大师。

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最需要的就是陈永贵这样的实实在在的“穷人经济学”大师。陈永贵的成长,无疑是共产党教育培养的结果,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产党还需要教育培养更多的陈永贵这样的实实在在的“穷人经济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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